【天芳夜談】白玫瑰1943-----知識分子的勇氣

二次大戰期間，慕尼黑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學生以「白玫瑰」為名，起而反抗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卻在一九四三年遭到納粹逮捕。這群抵抗納粹的先驅者一直被德國政府視為罪犯，直到八○年代才獲得平反。本書是「白玫瑰」事件中殉難的蕭爾兄妹的姐姐所著之回憶錄。

閱讀《白玫瑰1943》

最近剛剛看完了這本書，不得不對書中的人物蕭然起敬，他們活在一個暴力的時代，卻能夠勇敢站出來，以消極抵抗的方式抵制納粹的殘暴。

那個年代的德國人，為求明哲保身，對周遭的事情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事實。

但是在1942年夏天開始，慕尼黑大學出現了漢斯和索菲.蕭爾兩兄妹、漢斯的三位醫學系同學及一位名叫胡伯的哲學教授，他們六人以“白玫瑰”之名，先后協力制作并散發了六種傳單來宣傳自由的理念。

他們希望籍由揭露事實的真相使德國人無法再麻木不仁，他們更在市中心和大學墻壁上涂寫“自由”及“打到希特勒”等字樣，對納粹的暴略統治發出不平之鳴。

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起初均為納粹政權的熱烈支持者，像胡伯教授本來是納粹黨員，漢斯和索菲等人原為“希特勒青年團”的積極分子；而參加“白玫瑰”的男同學同時也都在軍中服役，必須於學校放暑假時開赴前線作戰。

可是國內外不斷發生的血腥事件喚醒了他們的良知。漢斯決心不做“沉默的脅從犯”，為著人道主義，他們走向了不歸路。。。。。

在這場反抗運動中，他們承受著無比的寂寞和壓力，連身邊的親人都無法向他們表露身份，只能自己鋌而走險。

運動的高潮在于1943年2月18日清晨，蕭爾兄妹趁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把传单放在了一些教室的门口。最后，妹妹索菲手里还剩下数百张传单，她索性把传单从主楼光明殿的二层抛撒下来，他們隨即被蓋世太保逮捕了，之后也有多達80人被捕。

他們迅速的在人民法院被審判，審訊期間，他們沒有機會自行聘請律師，這些律師竟然反過來斥責他們，并且高呼希特勒萬歲，最后他們只能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被判死刑。

索菲是第一個走上斷頭臺的，這位年僅22歲的女學畫僧毫無懼色，而他的兄長也在把頭伸進刀架前，高呼“自由萬歲！”

索菲（中）和漢斯（左）

漢斯認為知識分子是由能力分辨是非，所以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但他不希望他們只是流于空巷而已，他們更應該藉由參與政治活動來擴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采取實際行動來提升自我的意義。

漢斯的父親曾對他說：“我們可不是畜生，只要喂飽了飼料就可以心滿意足。光是物質上的安全，并不足以讓我們感覺幸福。我們可是人，還需要表達意見的自由和信仰上的自由。如果政府插手干預這些事項，就是表它完全不尊重人類的價值，而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首先向政府要求的。”

他們即使到了臨終那一刻，依然表現冷靜，一心一意為同伴脫罪，他們的堅決和高尚的情操，獲得了審查他們的刑事組長的贊嘆，并用“無與倫比”來形容他們。

活在這個年代，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體會他們當時的情況。我想，對他們來說，當時應該就是世界末日的時刻，但是他們卻選擇了在那惡時代，不做沉默的一群，即使只是單憑己力，他們也默默的為心中的理想付出，賠上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看回我國目前的大學生，莫說要為國家賠上生命，連關心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做到。在考試和功課之間的壓力，還有對時事的漠不關心，導致很多人選擇了不聞不問的心態。

如果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我們的大專學府到底有沒有知識分子存在？我從來都不覺得，從大學畢業出來的我，是一個知識分子。

按照《時代》周刊的時代論文所言，得到博士論文的人早已不足看做是知識分子。即今是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至于科學家，只有在有限的條件之下才算是知識分子。該刊在兩個假定的條件之下來替知識分子下定義：

第一，一個知識分子不止是讀書多的人。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他必須為追求觀念而生活。

第二，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的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批評他所在的社會而且反對現有的價值，乃是蘇格拉底式的任務。

蘇格拉底已經走入歷史，曾經以引進新的神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處死刑。儘管他曾獲得逃亡雅典的機會，但蘇格拉底仍選擇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得付出生命的代價。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都成為蘇格拉底，但是我們可否期望每個人都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和擁有社會勇氣？

周小芳

『The wondeful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