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美國副總統漢姆菲利在越戰打得轟轟烈烈之際訪問西德，遭激進青年麥賀芙(Ulrike Meinhof)丟擲餡餅。警方上前抓住她的時候，麥賀芙憤怒兇狠地對著記者嘶喊：“為什麼投擲凝固汽油彈(napalm)是好事，丟擲餡餅就是壞事？”
在這之前不久，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從全國各地擠搭免費火車到北京向毛澤東致敬。一張張稚嫩的臉龐堆滿了欣喜若狂，瘋狂地搖晃著手中的紅寶書，歇斯底里地喊著“毛主席萬歲！”從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教育終究要失敗。
但你問我究竟是麥賀芙質疑權威的行為應該獲得讚賞，抑或中國青年盲目崇拜領袖的作風可取？這個問題恐怕沒有絕對的答案。
麥賀芙後來和她幾位元理念相同的夥伴組織了赤軍(Rote Armee Fraktion)，通過搶劫和轟炸銀行來表達對資本主義的不滿。1974年被逮捕判刑，兩年後遭發現於獄中自縊而死。
在中國，那些曾經為毛澤東瘋狂，主動或被迫上山下鄉的年輕人，後來發現農村的慘況，也意識到自己因為中斷了教育，失去了往上晉升的機會，偉大領袖的形象漸漸剝落。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成千上萬曾經迷失在偶像崇拜漩渦中的人，於是又瘋狂地投入考試，進入大學。之後爭取到美國歐洲日本留學，一去不回的不在少數。那些留在國內的，很多都成了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看著自己“極左”的過去，只有唏噓，沒有眷戀。
1968年是歐美青年風起雲湧的時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許多如今都已進入花甲之年。回顧之餘，我們很驚訝地發現經過一番激進社會動盪的十年之後，柴契爾夫人當了英國的首相，美國選出了雷根總統，右傾經濟政策出臺，私營化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曾經瘋狂的歐美青年，後來成了房奴，車奴和卡奴。稍微成功的，或許坐上了某跨國公司的總裁。歐陸轉型最成功的激進學生，非當年西德的費舍爾莫屬。從站在反越戰最前線，到出任德國外長後全力支持美國攻打阿富汗，其中的轉折不可謂不讓人驚歎。
廿世紀的60年代確實留給了後來的青年不少值得學習的遺產，但這其中不容忽視的負面教訓就是這些都是悲情，憤怒和浪漫的產物，缺乏深刻的思想根底。悲情，是因為出於一種對弱者的同情，甚至最終情緒陷入而不可自拔，這是麥賀芙悲劇結局的因素所在；憤怒，是對國際的孤立極端仇視，而將希望寄放在一個領袖身上，這是文革初期許多中國青年的盲點；而浪漫，是不顧現實，甚至自相矛盾地對領袖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西方青年既然看到本身領袖的偽善，卻又為何有人手捧毛澤東的小紅書，言必讚美獨裁的卡斯楚？中國青年受的既是唯物主義教育，何以浪漫得以為領導可以長命百歲？
當希望幻滅之後，選擇背叛自己的過往是同無知的過去切割最直接的方式。
今天，我們又看到悲情，憤怒和浪漫交織所產生的示威抗議。為了捍衛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中國青年對CNN嘶吼了，但曾幾何時，你看過他們對中央電視臺幾十年來的宣傳誤導嗆聲呢？他們爭取到了抗議CNN的自由，是否會進一步要求在國內觀看CNN的權利呢？
西方，日本和韓國青年以支援西藏的名義，“勇敢”地搶奧運的火炬，但我們何曾看過他們針對本身政府的不義行為呼籲國際制裁其國家呢？美國青年難道認為中央情報局長年在背後支持達賴喇嘛，真的是出於道義？
沒有深刻反思的青年們這樣一種浪漫兼無知的舉動，我們能夠多認真看待？
回到國內，我們的年輕人在政治和社會改革進程中從來沒有缺席。青年關心政治的熱忱雖然有過低潮，卻不曾熄滅。華裔社群在1950和1960年就經歷過了左派青年的運動，卻慘遭聯盟政府壓制；馬來社群在1970年代的學生運動也不會因為是自己是“土著”而獲得善待。1998年因安華事件而起的街頭示威，固然有大量馬來青年和少數華裔青年參與，卻個人色彩濃厚；《興權會》在去年11月成功動員數以萬計的憤怒青年上街，讓人喜中帶憂。
我國的青年無疑在許多方面都是壓抑的，需要發洩的管道，但執政黨的青年團只能扮演工作/事業或婚姻仲介的角色，無法回應年輕人的疑問，迫使他們自尋出路，也是好事一樁，只是必須謹慎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轍。歷史告訴我們，建基於悲情，憤怒和浪漫的運動最後必定要遭到參與者的背叛，如何將情緒化為理性的思考和論爭，才能決定前面路途的遙遠。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壽命雖短，卻影響了一代的知識份子。紅寶書早已淪為遊客“獵奇”和老人“懷舊”的對象，對國家前途亟亟探求思索的年輕人卻又回到90年前的《新青年》中尋究提示。《星火爭鳴》的網址為staryouth7.blogspot.com，不禁引我遐思：莫非這批《星青年》欲同當年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和李大釗等看齊乎？
散漫隨筆，與諸位有志一同的尖兵共勉。
在這之前不久，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從全國各地擠搭免費火車到北京向毛澤東致敬。一張張稚嫩的臉龐堆滿了欣喜若狂，瘋狂地搖晃著手中的紅寶書，歇斯底里地喊著“毛主席萬歲！”從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教育終究要失敗。
但你問我究竟是麥賀芙質疑權威的行為應該獲得讚賞，抑或中國青年盲目崇拜領袖的作風可取？這個問題恐怕沒有絕對的答案。
麥賀芙後來和她幾位元理念相同的夥伴組織了赤軍(Rote Armee Fraktion)，通過搶劫和轟炸銀行來表達對資本主義的不滿。1974年被逮捕判刑，兩年後遭發現於獄中自縊而死。
在中國，那些曾經為毛澤東瘋狂，主動或被迫上山下鄉的年輕人，後來發現農村的慘況，也意識到自己因為中斷了教育，失去了往上晉升的機會，偉大領袖的形象漸漸剝落。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成千上萬曾經迷失在偶像崇拜漩渦中的人，於是又瘋狂地投入考試，進入大學。之後爭取到美國歐洲日本留學，一去不回的不在少數。那些留在國內的，很多都成了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看著自己“極左”的過去，只有唏噓，沒有眷戀。
1968年是歐美青年風起雲湧的時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許多如今都已進入花甲之年。回顧之餘，我們很驚訝地發現經過一番激進社會動盪的十年之後，柴契爾夫人當了英國的首相，美國選出了雷根總統，右傾經濟政策出臺，私營化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曾經瘋狂的歐美青年，後來成了房奴，車奴和卡奴。稍微成功的，或許坐上了某跨國公司的總裁。歐陸轉型最成功的激進學生，非當年西德的費舍爾莫屬。從站在反越戰最前線，到出任德國外長後全力支持美國攻打阿富汗，其中的轉折不可謂不讓人驚歎。
廿世紀的60年代確實留給了後來的青年不少值得學習的遺產，但這其中不容忽視的負面教訓就是這些都是悲情，憤怒和浪漫的產物，缺乏深刻的思想根底。悲情，是因為出於一種對弱者的同情，甚至最終情緒陷入而不可自拔，這是麥賀芙悲劇結局的因素所在；憤怒，是對國際的孤立極端仇視，而將希望寄放在一個領袖身上，這是文革初期許多中國青年的盲點；而浪漫，是不顧現實，甚至自相矛盾地對領袖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西方青年既然看到本身領袖的偽善，卻又為何有人手捧毛澤東的小紅書，言必讚美獨裁的卡斯楚？中國青年受的既是唯物主義教育，何以浪漫得以為領導可以長命百歲？
當希望幻滅之後，選擇背叛自己的過往是同無知的過去切割最直接的方式。
今天，我們又看到悲情，憤怒和浪漫交織所產生的示威抗議。為了捍衛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中國青年對CNN嘶吼了，但曾幾何時，你看過他們對中央電視臺幾十年來的宣傳誤導嗆聲呢？他們爭取到了抗議CNN的自由，是否會進一步要求在國內觀看CNN的權利呢？
西方，日本和韓國青年以支援西藏的名義，“勇敢”地搶奧運的火炬，但我們何曾看過他們針對本身政府的不義行為呼籲國際制裁其國家呢？美國青年難道認為中央情報局長年在背後支持達賴喇嘛，真的是出於道義？
沒有深刻反思的青年們這樣一種浪漫兼無知的舉動，我們能夠多認真看待？
回到國內，我們的年輕人在政治和社會改革進程中從來沒有缺席。青年關心政治的熱忱雖然有過低潮，卻不曾熄滅。華裔社群在1950和1960年就經歷過了左派青年的運動，卻慘遭聯盟政府壓制；馬來社群在1970年代的學生運動也不會因為是自己是“土著”而獲得善待。1998年因安華事件而起的街頭示威，固然有大量馬來青年和少數華裔青年參與，卻個人色彩濃厚；《興權會》在去年11月成功動員數以萬計的憤怒青年上街，讓人喜中帶憂。
我國的青年無疑在許多方面都是壓抑的，需要發洩的管道，但執政黨的青年團只能扮演工作/事業或婚姻仲介的角色，無法回應年輕人的疑問，迫使他們自尋出路，也是好事一樁，只是必須謹慎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轍。歷史告訴我們，建基於悲情，憤怒和浪漫的運動最後必定要遭到參與者的背叛，如何將情緒化為理性的思考和論爭，才能決定前面路途的遙遠。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壽命雖短，卻影響了一代的知識份子。紅寶書早已淪為遊客“獵奇”和老人“懷舊”的對象，對國家前途亟亟探求思索的年輕人卻又回到90年前的《新青年》中尋究提示。《星火爭鳴》的網址為staryouth7.blogspot.com，不禁引我遐思：莫非這批《星青年》欲同當年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和李大釗等看齊乎？
散漫隨筆，與諸位有志一同的尖兵共勉。
注：作者為馬來西亞知名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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